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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近百年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居延地区进行了多次发掘。1972年至1976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发掘甲渠候官、甲渠第四燧和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汉简两万多枚，称为“居延新简”。1999年至200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居延地区甲渠塞4座烽燧进行发掘，出土汉简500多枚，称为“额济纳汉简”。至20世纪末，这片看似荒凉寂寥的戈壁，已累计出土汉代简牍三万余枚，统称为“居延汉简”。居延汉简与殷商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并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独特的东方记忆载体。

　　居延汉简真实而详尽地记载了居延地区的屯戍生活，描绘了边塞居民共同繁衍生息的生活画卷，其内容之丰、细节之微，堪称一部汉代边塞社会的“百科全书”。军队的调防记录、粮草的出入账目、官吏的考核报告、戍卒的秋射记录、律令的抄录传达、士卒的家书私信，甚至还有医方、历谱、识字课本……它们不是史官精心编纂的宏大叙事，而是边塞日常的“直播记录”。正是这种未经修饰的原始性，让我们得以窥见在史书之外更为鲜活的汉代。最早的“纪检档案”，太守的雷霆之怒。在居延汉简中

　　，一组名为《建始元年张掖太守告居延都尉卒人书》的木简，宛如一份来自两千年前的“纪检案卷”，记录了一场发生在边塞的严肃反腐败行动。简文详尽记载了上级太守对下级官吏“护”和“谊”涉嫌贪污行为的调查指令、核查过程及最终惩处。文书格式严谨，逻辑清晰，体现了汉代监察体系的高效运转。这组木简堪称中国现存最完整的汉代基层官吏贪腐案司法档案，更是一枚清晰的切片，让我们窥见：即便远在居延这样的地方，中央政权通过“上计”考核与严密的行政监察，其法治的神经末梢依然敏锐且有力。一纸文书跨越千里，昭示着国家律令的威严。

　　烽燧间的“打卡记录”，汉代戍卒的“工作日志”。居延汉简中有一类文书充满令人惊叹的现代感。其中，《骍北亭卒日迹梼》简，就是一份两千年前戍卒的日常“工作日志”。“日迹”，即每日沿固定路线的边境巡逻。这枚简上，清晰地按日记载着一位戍卒的巡查轨迹：某日从“甲”烽燧出发，巡查至“乙”烽燧，在约定的交界处与前来接班的同袍“会面”，双方在简上画下标记，完成交接。这严谨的流程，堪称汉代边塞版的“上班打卡”与“岗位交接” 。有温度的碎片：士卒的苦乐与乡愁。居延汉简的魅力，不只在于它记载了汉朝公文，其中的私人信件和零散记录更富人情味。《元敞致子惠书》一简中

　　简上还有无声的思念与流动的人生。一枚简上，画着一只奔跑的兔子，旁边写着“兔”。我们仿佛看见一个或许来自农耕乡里的少年，在执勤间隙，对着大漠孤烟，下意识画出了记忆中故乡生灵的姿态。另一枚“过所”(通行证)简，则记录了一位女子从居延前往张掖的申请。她为何远行？是探望戍边的丈夫，奔赴一场婚姻，还是独自经营生计？简文无声，却留给我们无尽的想象。经济与后勤：汉代边塞的“供应链”。“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在居延汉简中，数量最庞大、也最“枯燥”的，正是各类经济与后勤文书。戍卒的廪食(口粮)发放记录、衣物领取清单、武器损耗登记、屯田收入账目、市场交易物价(如“粟一石，直百一十钱”)等。一枚木简可能只记录“入糜小石十二石，为大石七石二斗”，但成千上万枚这样的简，便精确重构了居延边塞庞大而复杂的后勤保障体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边塞不仅依靠内地转运，也大力发展“屯田”，士卒亦兵亦农，努力实现“自给自足”。

　　展品中一件名为《侯粟君所责寇恩事》的汉简，记录了一起看似普通的雇佣纠纷：建武三年(公元27年)，中原客民寇恩受雇为甲渠候官粟君运送货物，因报酬核算产生争议，最终对簿公堂。案件历经县廷、都乡、啬夫三级审理，最终判定粟君“政不直”，寇恩无需担责。这起两千年前的“民事案件”清晰表明：无论中原移民、边疆官吏还是当地族群，都共同遵循着一套统一的汉代法律体系。这不仅是司法深入边疆的证明，也是多民族社会在共同规则下有序共生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