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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最高人民法院介绍，近年来，内幕交易违法犯罪愈发隐蔽，有的不法分子利用虚假合同、计划等规避法律制裁，有的在收购上市公司股份过程中建“暗仓”进行内幕交易，获取巨额非法利益。2021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案件204件243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51人，重刑率21%，彰显了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从严从重和维护投资者尤其是广大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决心。与此同时，人民法院也在不断研究健全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一步织密法网。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郑彧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内幕交易在主体界定、信息认定、交易方式及责任认定等方面均出现新问题。首先，从交易主体来看，证券法中对于内幕交易规制对象分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两类，“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有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类型一直存在定性的难题，成为最近几年一些案件争议焦点；其次，从交易信息来看，内幕交易越来越发生于内幕信息形成早期，部分甚至发生在内幕信息尚未完全确定时，导致确定内幕信息形成时间困难加大；再次，从交易方式上看，一些利用大宗交易、融券、互换等金融衍生产品方式进行场外交易的内幕交易出现，通过跨市场套利；最后，从法律责任认定来看，多元内幕消息（比如多个利好消息）案中，对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只知晓一个内幕消息并且泄露或者从事交易的责任认定也存在一定的困惑。

　　汤欣认为，现行证券法明文规定了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的法源依据。不同于欧盟等地区的市场保护模式和美国的信义义务模式，我国证券法的内幕交易制度体现了保护个人投资者与市场整体的双重保护模式。为实现投资者保护目的、保护投资者对于诚信市场的期待并救济相应损失、提高市场运行效率、考察义务合理分配等证券法政策，内幕交易的禁止性规范具有保护性规范性质。对应地，证券法中“公开或戒绝”义务亦为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违反该义务构成过错并产生损害赔偿责任，但仅“同时”及“反向交易”中的投资者遭受的损失与义务违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应当得到赔偿。应当认识到，在内幕交易规范中私人损害赔偿救济具有补充性，其规范构成应合乎此项定位，证券法及监管规则也应完善源头遏制并精准追责。